长沙：娱乐致死
（摘自露透社报
文/黄章晋）
说实话，下笔时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受不了湖南人的自我吹嘘，今天，网上随便哪个湖南人都知道几句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湖南人对自己赞美的说辞之多，搞得湖南人像是中国境内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而长沙人自我认知的自负，更是世上绝无仅有，因为长沙人的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可是1995年长沙十万市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惟一可与这种自大相媲美的，是在岳麓书院一副不太着名的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馀波。
长沙人确实有理由自负，数一数岳麓山上那些大墓，数一数它周边几十里内埋着的英名，你就读完了半部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拥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不同，长沙人从历史中得来的自负是如此真切，——它不富也不大，只在中西部地区勉强算经济最发达城市，却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超强文化辐射力，而且，它活力如此旺盛，其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丰富性，甚至超出沿海发达城市。
但它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在今天无论如何是个巨大反讽。
每个周末下午，北京飞往长沙的航班，经常会有一小批只为赶来长沙看夜总会的北京人，虽有语言的障碍，但不妨碍他们认为这里歌舞晚会水平中国最高。十多年来夜总会长盛不衰，长沙当然是中国娱乐之都，当然，长沙也是中国的“脚都”，每个晚上，一半长沙人给另一半长沙人洗脚。
虽然，长沙人可能会说，长沙有多少着名工业企业，工业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超过第三产业，他们还会说，长沙现在是中国新兴的动漫之都，但本质上，长沙是一座快乐大本营，没有哪里有这样高密度的歌舞厅和酒吧，没有哪座城市的人民这麽舍得而且懂得吃喝玩乐。而这个城市标志性的品牌，是“电视湘军”，它的定位和方向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旗帜鲜明的：娱乐！娱乐！娱乐！
自我认知与事实悖离最大的人群，莫过于长沙人，他们自认是具有慷慨果敢英雄气概的群体，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中国最有娱乐精神和娱乐天赋的群体，後者恰是对前者最绝妙的反讽。这座城市市民的惟一公共生活，可能就是娱乐吧。
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口头的英雄主义与事实上的巨大落差。2006年长沙公交车上一起窃案，上前制止歹徒施暴的是个湖北人，而无数长沙人全都是看客，这在红网引发湖南人的血性是否被狗吃了的议论，争论扩张到了报纸、电视，结论你猜得到，大部分人认为这压根就不能证明他们的懦弱，怒火更多冲着那位试图反思的可怜虫，特别可笑的是，最後人们再次从历史书上找到了自己有血性的证据。这就是长沙人的娱乐精神。
我在长沙生活多年的同乡多对长沙人印象不佳，说他们普遍轻薄浮夸世故，这个城市全部的创造力和热情集中在享乐主义的浮华追求上。而一百年前，长沙士绅们发现本地出现叶子牌时，曾惊呼这种使江南和粤人奢糜的游戏长沙人怎麽也会接受。我总在怀疑，长沙人说自己“心忧天下”时，多半把自己当成了一百年前的长沙人。
在我看，“策”或者“娱乐”才能代表今天长沙人的精神。我不认为娱乐精神有什麽不好，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充满娱乐精神的市民一定远比“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市民更幸福，社会也更安定正常。
但是，长沙这样的城市，称自己“心忧天下”特别可笑。厦门人可以说自己心忧天下，起码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家园走到一起集体散步，广州深圳新市民可以说他们心忧天下，他们不像政治观念保守的长沙人，一点不爱谈政治，但是，他们有中国最发达的民间基层社团组织，扶贫帮困从来不绝如缕，汶川地震，没有任何命令，无数民间志愿者立即动身，长沙则在好些天后才对疯狂的娱乐紧急踩一脚，也有各式人等捐赠物资，他们镜头感特别好。
当然，长沙人确实很特殊，他们拥有某种跨阶层的英雄想象，一个街头小愤青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随时能芒鞋千里锄不平的义士，一个端着咖啡的小资读着本乡英雄传会觉得自己血管里也有英雄因子。甚至，娱乐本身也成为他们特殊性的证据：湖南人做电视做这样牛，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
如果尼尔・波兹曼有幸能在长沙有一个月的生活体验，我想他会把《娱乐致死》这本书重新写过，里面的例子和场景统统改成长沙。没有什麽比波兹曼的原话更能体现一种文化批判视角下的长沙：“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地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地物种。”
有哪座城市的人群被自身的娱乐文化如此程度地改变？——外地人或许很难分清长沙与株洲的口音，但如果你知道什麽叫“策”，那麽一定能从人群分出谁是长沙人。而置身娱乐业本身也成为很多人的梦想，我家一位小妹妹说，在长沙，“H”形的湖南广电大楼，是无数少男少女心中通往迈向荣耀与希望之门，为此她考进了北京一家新闻学院。
不过，她没有选择进那幢“H”型大楼，虽然她同时接到卫视和经视的邀请，除了高强度的劳动与回报不成比例，最重要的是，对在北京里受过理想主义熏陶的人来说，那里与“理想”二字无缘，在广电大楼里，新闻部门是最不挣钱也不被重视的部门。
我读到过好几篇论文讨论电视湘军的娱乐至死现象，这与老羞成怒的一群CCTV人扎堆声讨湖南卫视的恶俗不同，它们大都留意到湖南卫视娱乐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同质化竞争中迅速变短，基本都把这种过度娱乐化视为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仿佛是在呼应“娱乐致死”的理论。
不过，作为一个看了20多年湖南电视的观众，我要说，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努力的方向并非如此，1986年湖南台就有了《焦点86》，一个喜欢晃着大圆脑袋说话的家伙每天准时能把我们全家唤到屏幕前，我清晰记得，这个叫施华耕的人用“警方”这个词代替“公安机关”时，给我这个初中生的震撼和愤怒：这不是学西方的腔调刻意拉开与人民公安的距离么？我批评湖南电视的娱乐化，但永远不会忘记它20年前就曾推出过施华耕。
我还记得，湖南台曾有过一系列很受欢迎但却悄悄下马的非娱乐类节目，譬如《新青年》、《新闻观察》、《有话好说》、《今日谈》等等，部分节目水平在我看，要远高于CCTV。在今天的中国，地方台没有机会经营社会时政类栏目，在CCTV的《焦点访谈》都日渐变成《新闻联播Ⅱ》时，电视湘军轻装上阵全面娱乐化，实在是对生存环境的主动适应。说实话，我想即使是波兹曼本人，经过调研後也该对湖南电视的全面娱乐报以深刻同情的理解。
而且，长沙的娱乐化应该没有波兹曼概括的那样严重吧。因为与西方不同，中国在民间不曾产生过有关政治、宗教、新闻的公众话语，从来不曾有过，自然谈不上被娱乐化，在长沙这样一座已经快乐大本营化的城市，也看不出人们对此有何渴求。
长沙不像京沪穗深那麽有钱，可以有更多元的休闲选择，所以它更易被大众媒体调动，所以，彻底娱乐化的湖南电视与歌厅文化合伙重塑了长沙人。中国是个市民完全没有真正公共政治生活，也缺少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娱乐的国家，长沙人好歹还有本土丰富的娱乐产品自选，长沙人应该是幸福的。
其实，我写到这里，已不知如何收尾。我不能忘记，在写这个题目咨询几位湖南老乡时，电话那头传来胸膛深处的叹息：
你应该把它写出来！这种全部心思和智力都用在娱乐上，然後又被自己的产品彻底征服，这种幸福，其实和大白鼠被乙醚麻醉前的兴奋是一样的。你看这次大地震，人们被画面和音乐感染，一起领略过悲壮和庄严之後，突然就觉得自己经过一次洗礼，一次人格的升华，其实这都只是一种自我想象，其实，是大家有意无意与媒体一起合谋，集体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的欺骗。这就是我们的一切都诉诸于娱乐表达的悲剧。
原谅我没有能力展开陈述这样残酷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娱乐行为本身，在中国实在已承担了太多的道德指责，就如麻将之于中国人民，实在是上苍赐下的最好礼物。我曾见到有个城市，在火炬到来之前一天，仅市内交通管制引发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老百姓空巷出来看热闹，看到那一张张空洞幸福的脸，我真想为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相比之下，长沙人是多幸福，娱乐致死就娱乐致死吧。（完）
